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山东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十二大新发现”中，黄河三角洲盐业遗址群位居第二，山东也成为全国盐业考古的主要地区。12月8日，寿光北部大荒北央盐业遗址、东营南河崖盐业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任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主任王青教授与记者一起回顾了山东海盐考古的发展历程。
山东海盐生产历史久远
食盐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管子》中有“国无盐则肿”的记载，《天工开物》中也有“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的文字。可见，古人很早认识到食盐的重要性。从理论上讲，新石器时代农业出现后就开始了食盐生产，据先秦文献《世本》记载：“宿沙氏始煮海为盐。”宿沙氏也因此被历代盐工尊为“盐宗”。
据王青教授介绍，山东北部沿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海盐的主产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就有盐业遗址被发现，这些遗址大量出土一种盔形陶器，当时怀疑可能是制盐器具。但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以考古学文化为中心，就是研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年代序列，其他研究很少，所以盐业考古一直未能正式开展，只是作了一些大致的推测。
到上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这些遗址与盐业生产有关，但山东北部的这些盐业遗址究竟是煮盐还是晒盐，存有争议。潍坊市文化局的文物专家曹元启就曾在潍坊各县市的沿海地区，发现了不少盔形器。1992年，山大考古系任相宏教授也认为盔形器出土于商周时期的煮盐遗址，但是遗址一直未被发掘过。而与此同时，三峡库区开始的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在重庆中坝、哨棚嘴、瓦渣地等遗址均发现了古代制盐遗存，盐业考古开始受到关注，山东的盐业考古也受到启发。
初探制盐遗址收获颇丰
2000年底，王青作为带队老师，为山大考古系1998级学生来年春天的考古发掘实习选择遗址，他将目标锁定在尚未科学发掘的山东北部盐业遗址，并最终选择了寿光北部沿海的大荒北央遗址。
回忆起首次看到大荒北央盐业遗址时的情景，王青难掩兴奋：“2000年初冬的一个早上，我先到大荒北央去考察，麦子地里散布着很多大块的陶器碎片，歪七斜八地插在地上，各种形状的都有，并且密度特别大，俯拾皆是。阳光照在结满霜花的陶片和小麦上，寒光凛凛的，非常壮观。到跟前一看，这确实是盔形器，一般的陶器厚度有1厘米就不错了，可这些陶片的厚度在2-3厘米。由于盔形器的口径在20厘米左右，深度在20-30厘米之间，因此碎片也特别大，这些都符合盔形器碎片的特征。我用洛阳铲进行初步钻探，认为这个遗址可以进行考古实习，随后进行了遗址发掘申报。”
2001年一开春，王青带了不到10个学生和寿光市博物馆的几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大荒北央。“这个遗址开始发掘后，我们感觉难度特别大。遗址处在离海边大约16公里的地方，离海较近，是盐碱地，我们工作了两三个月，吃的都是咸水，很多同学不适应，出现腹泻等症状。遗址离我们住的寿光市卧铺乡郭井子村有3公里多，路途较远，因为实习经费有限，我们只能到城里买来旧自行车，两人一辆，早晨出发去发掘现场，中午回来吃饭，下午继续发掘，直到晚上才回去休息。海边的风很大，滩涂地上都是沙子，风沙大，气温低，工作环境非常艰苦，但同学们没有一个叫苦的，工作起来很认真。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段时光挺好的，我对那批学生的印象也特别深。”王青说。
虽然发掘的面积不大，只有100平米左右，但收获颇丰。
首先，一般的遗址是土多，陶器之类的少，但大荒北央遗址盔形器的数量非常多，出土的上万片盔形器陶片的体积比遗址中土的体积还要大。由于95%以上出土的陶片都是盔形器，这在内陆的农耕遗址中是没有的，因此判断大荒北央是制盐的遗址。而经断代，遗址出土的少量生活陶器的碎片应属于西周前期，距今约3000年。“我们很高兴挖到了西周前期的煮盐遗址，在2001年这应该是我国东部沿海做海盐考古最早的。”
其次，他们发现了一些制盐的遗迹。“当时发现了近10个像锅底一样的小坑，坑的直径有30—40厘米。奇怪的是，这种坑的底下都均匀地涂有1—2厘米厚的红色粘土。”王青有些困惑，这种抹粘土的坑在内陆几乎没见过，它是干什么的呢？一个意外的发现，让王青找到了答案。5月份开始进入雨季，雨天不能上工，雨停了再去的时候，其他地方都干了，只有这几个小坑里面还有水。这说明粘土是当时的人有意抹上去的，作用是防渗漏。这些小坑究竟是盛什么东西呢？王青认为小坑应该是盛卤水的。
“卤水的基本成分是海水，只不过浓度更高，是因海洋变迁自然形成的。用卤水制的盐也是叫海盐。遗迹里面还有一条卤水沟，卤水沟的宽度是1—2米，长有几十米。沟底下有大量的粘土和芦苇，这应该就是挖卤水的沟。沟底离现在的地表将近3米，根据地质学的资料推算，卤水在那个深度上是可以渗出来的。”这一发现让王青相信西周前期盐工制盐用的是卤水而并非海水。
“晒盐”与“煮盐”的论争
尽管大荒北央的发掘为山东北部盐业遗址是煮盐遗址提供了大量证据，但由于发掘的面积小，没有发现盐灶，很多学者坚持盔形器是用来晒盐的想法。他们认为，圆底的盔形器利于插到海滩里，涨潮的时候自动把陶器里灌满海水，退潮的时候自动蒸发，自然而然就制成了盐。
在威海海边长大的王青认为，这个设想缺乏生活经验。就是说，海水的来回摆动会把陶器里灌满沙子，根本无法晒盐。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王青查阅了《管子》、《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熬波图》等记载海盐生产工艺的书籍，最早的《管子》说，东周时期齐国就在山东北部沿海煮盐，其他古籍也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些都让他坚信我国古代有相当长的时间是用煎煮工艺生产海盐的。
“还有一个证据，我们后来对盔形器进行研究，请中国科技大学对盔形器内壁上附着的白色沉淀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碳酸钙。碳酸钙是水煮开后水垢的主要成分，大荒北央遗址显然是煮盐的遗址。”王青知道，只停留于推理不行，必须要找到盐灶才是最确凿的证据。更大规模的发掘正在酝酿。
盐灶出土揭开煮盐真相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07年冬，王青再次为来年的带队实习选择了一个制盐的遗址。他到东营历史博物馆，王建国副馆长向他推荐了北京大学考古系2006年专项调查发现的南河崖遗址。“我们到现场去看，出土的东西仍是盔形器，不过这次工作比较方便，遗址离村子很近，直线距离有250米。”
2008年3月，王青带了十七八个学生与东营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支近30人的考古队，奔赴南河崖遗址。与此同时，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北大考古系也在寿光双王城煮盐遗址进行发掘。
南河崖遗址发掘挖的面积比较大，有1000平方米，挖掘深度超过1米，直到出现纯净的黄沙土、没有盔形器的残片为止。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他们终于找到了盐灶。
“当时地里种的都是棉花，耕土层有20厘米左右，将耕土层清理掉之后，盐灶就露出来了，很红的一大片。”王青教授介绍，这个盐灶长十多米、宽三四米，整体成Y字形，里面全是红烧土，还有很多被烧酥的盔形器，以至于无法将其移动出来。“一共挖出两个盐灶，这是一个大的，小的那个直径两三米左右，里面也有很多红烧土。”
凭什么认定这就是盐灶呢？王青教授解释说，假如说它是烧陶器的陶窑，从形状上看是不符合的，而且它应该把陶器烧得刚好，而不会像这个盐灶这样把盔形器烧酥了。陶窑还有一个特点是会出“窑汗”（因高温将土壤中的金属元素熔化凝结成汗滴一样）,但这里也没有。从这样几个特点来看，应该是煮盐的盐灶。
在南河崖遗址，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更大面积用草木灰铺成的摊场。根据文献记载，古代煮盐晒盐，为了提纯卤水，使卤水里的含盐量更高一些，就把卤水泼到草木灰摊场上。在阳光的照射下卤水蒸发结成盐花，把盐花收起来溶解之后再拿到陶器里煮，就产出了食盐。“草木灰在这样的遗址里出土，跟文献里记载的刚好能对上，所以我们就更加肯定这就是煮盐的遗址。”
王青教授说，大量出土的盔形器本身也能证明它是煮盐的。第一，从盐灶里出土了盔形器。第二，盔形器本身是灰色的，而盐灶里出土的盔形器底部基本都是红色的，说明是经过火烧烤了。“盐虽然已经融化了，但在煮盐的过程中仍然会残存一些迹象。我们和山大化学院进行研究合作，对盔形器的断面进行衍射扫描，发现钠离子的含量从盔形器的内壁到外壁逐渐减少。盐已经融化掉了，钠离子为什么会渗到壁里面呢？因为钠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金属，自然界里很少能单独存在，在高温情况下反应更快，渗透力很强。这个检测说明盔形器是煮盐的，不是煮开水的，水中的钠含量没有这么高。”
文蛤贝壳印证秋冬煮盐说
根据《管子》记载，深秋到正月是煮盐的季节，开春时就不煮了。那么，考古中能否断定煮盐具有季节性呢？
考古队在南河崖遗址挖出了一座房子遗迹，里面有踩踏面，比较硬比较平。房子里有个直径约20厘米的小坑，坑里发现了169对文蛤，把小坑装得满满的。文蛤的壳还没有打开，说明是从海边捕捞回来后临时养在这个小坑里的，还没来得及食用。捕捞文蛤的季节显然就应该是当时煮盐的季节。
“我们参考国外研究贝壳的生长季节和死亡季节的方法，特意购买了一套切磨贝壳的设备，把切出的贝壳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贝壳上类似年轮的生长纹。据此判断，文蛤死于秋冬季节。”遗址里还有很多这样的坑，文蛤也很多，排除了发现的偶然性。古书中记载的秋冬煮盐就此找到了实物证据。
山东北部沿海寿光大荒北央遗址、东营南河崖遗址及寿光双王城遗址都是西周前期的大型煮盐作坊遗址，它们的发掘，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成果，解决了历史上模糊不清的海盐生产的工艺问题，弥补了文献记载贫乏的缺憾，进一步证实了海盐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从大荒北央遗址发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其间王青曾多次带学生实地调查，发现这样的盐业遗址在滨州、潍坊、东营等山东北部沿海地区非常多。但是，随着油田的开发、养殖池的发展，很多盐业遗址正在遭到破坏，而且速度很快。王青教授呼吁，尽早建立保护计划，阻止盐业遗址的继续消亡。
